杰弗里·欧文
《从帝国到欧洲：英国工业自二战以来的衰落和振兴》
哈珀·柯林斯出版社，19．99英镑，517页
戴维·史密斯评
从前上学期间，我曾经在英国中部一家大型机床厂打过工。那份工作包括给产品打包，以便运往国外。有两件事在我脑子里深深地留下了记忆。首先，那些产品是运往大英帝国前殖民地的，尤其是那些新独立的非洲国家。另一件事是就在它们被装箱运给顾客时，这些产品的交货期已经逾期长达18个月。
这就是70年代初许多英国制造商的状况。散漫和惰性似乎必定会“软化”英联邦国家的出口市场，其结果就是那些遥远国度的顾客蒙受轻蔑的对待。在英国国内，“老子天下第一”的信念开始破裂，但其过程是缓慢的。这种变化有目共睹。在1970年，英国制造业中有900万名雇员；70年代中丧失了200万个职位，而80年代中又裁减了另外300万名雇员。这个曾经被称做世界作坊的国家已经陷入了困境，其生计不得不依赖于伦敦塔看守和其他旅游名胜的吸引力。
每一门行业都需要其倡导者，而《泰晤士金融报》的前编辑杰弗里·欧文爵士就是英国制造业的公然倡导者。《从帝国到欧洲》的开头描写了一个单独的，显然是微不足道的事件（90年代中，有人从肯特郡的埃尔斯福德定购了一台制造新闻纸的机器），从而描绘出一幅英国制造业走出60年代和70年代的阴影，重新得以振兴的图景。欧文谨慎地指出，制造业并非英国的整个经济。假如真是这样的话，英国将远比现在更穷。然而战后的制造业状况从很多方面反映了战后英国的进步和它所获得的国际声誉。
50年代，正当德国在为其经济奇迹打基础的时候，英国制造业却是沾沾自喜，踌躇满志。到了60和70年代，这种自满情绪让位于经济的无政府状态。欧洲这个病人似乎已经病入膏肓。在80和90年代，制造业经历了某种复苏。生产力的增长得以加快，劳资关系的氛围趋于改善，而且尽管早先要保持英国产业大国地位的强烈欲望已经消退，但用欧文的话来说，“到了90年代，英国已经找到了其作为中等工业国的角色，并已很好地融入了世界市场。”
欧文讲述了战后英国十个制造行业部门的历史，它们分别是：纺织、造船、钢铁、造纸、工程、汽车、电子、航空航天、化学和制药。显然我们不可能把制造业作为一个单独的实体来讨论。从汽车行业众所周知的衰落（欧文称之为“可避免灾难”）到制药行业的辉煌成功（英国公司在该领域已居世界前列），各制造行业间业绩的差异是巨大的。
尽管欧文在书中仍有点含糊其词，但造成这种差异的主要理由就是汽车工业有着极其糟糕的劳资关系；而制药行业的职工中包括了称职的科学家，其总的教育水平较高，劳资关系也较融洽。欧文写道，“把1945至1979年间英国工业衰退的主要责任归咎于工会是极其错误的。”情况确实如此，但很少有人把这看作是唯一的解释。
造成麻烦的原因是两方面的。经营的失策（欧文对于该领域的缺点批评不够尖锐）跟权力过于强大的工会两者结合在一起，才造成了极具破坏性的劳资关系氛围。的确，它没有影响到所有的工业。但由于它对公共交通、能源和现代产业国家所必需的其他行业所产生的广泛影响，英国经济在罢工成风的时代受到了沉重的打击。
欧文善于驳倒对英国制造业斗争的其他流传甚广的误解。它并不是因为企业经理们都是毕业于私立学校的“绅士型资本家”———实际上那些人很少上过私立学校，那些上过私立学校的人在进工厂之前也受过了技术训练。它也不是因为金融界压缩了制造业的资金。假如你在寻找纠正低效率的良方，那么德国由银行业拥有大部分工业的体系将是一个更好的例子。英国的金融界和产业界可能互相仇恨对方。约翰·哈维－琼斯爵士曾经抱怨道：“在我担任帝国化学工业公司董事会主席期间，我们所使用的所有顾问，注意我说的是顾问，无论他们是审计员、商业银行，或是金融界律师，他们的薪水都要比我高。我倒想问一句，从现实的国家利益观点看，究竟是谁会对这该死国家的命运产生最大的影响？”
责怪金融界的做法，就像许多人已经做的那样，并不能经得起推敲。说真的，假如英国制造业被允许采纳那些所谓被金融界短视文化所扼杀的长期观点，很可能它会遇到更多的麻烦。由1962年设立国家经济发展部而启动的干涉主义政策，随着哈罗德·威尔逊执政期间建立的，追求“大就是美”的工业重组公司而得以进一步发展，后者是造就英国莱兰汽车制造公司的众多原因之一。这种如今已难以想象的干涉主义使得本来已经糟糕的形势急转直下。因此欧文在欢迎玛格丽特·撒切尔于1979年当选首相，以及她跟旧政策断然决裂这点上是正确的。
然而在其他方面，他对于撒切尔时代的评价却过于宽容。80年代初主要是由于英镑价值过高而无意中造成的经济衰退，清除了英国工业中的大部分滞销产品，但它也摧毁了许多好的东西。保守党也许改善了劳资关系的氛围，但却给英国经济带来了忽好忽坏的急转突变。制造业在此阶段并不需要干涉，但它非常需要在政府中有个朋友。
我还想对欧文的下列观点提出异议，即英国延迟进入欧洲经济共同体，并限制英国进入增长势头强劲的欧洲大陆市场，从而损害了制造业的利益。这并非提出亲欧盟或反欧盟的观点，而只是就事实而言。从1958年至1973年（即英国最终加入时），英国对欧共体的出口在国家总收入中的比重增加了一倍多，其进度超过了德国，并与其他欧共体国家持平。延迟也许意味着在加入时受到的震荡会更大些。但假如把它作为对于工业界早先所遇到麻烦的解释，这样的观点是不能成立的。从前上学期间，我曾经在英国中部一家大型机床厂打过工。那份工作包括给产品打包，以便运往国外。有两件事在我脑子里深深地留下了记忆。首先，那些产品是运往大英帝国前殖民地的，尤其是那些新独立的非洲国家。另一件事是就在它们被装箱运给顾客时，这些产品的交货期已经逾期长达18个月。
这就是70年代初许多英国制造商的状况。散漫和惰性似乎必定会“软化”英联邦国家的出口市场，其结果就是那些遥远国度的顾客蒙受轻蔑的对待。在英国国内，“老子天下第一”的信念开始破裂，但其过程是缓慢的。这种变化有目共睹。在1970年，英国制造业中有900万名雇员；70年代中丧失了200万个职位，而80年代中又裁减了另外300万名雇员。这个曾经被称做世界作坊的国家已经陷入了困境，其生计不得不依赖于伦敦塔看守和其他旅游名胜的吸引力。
每一门行业都需要其倡导者，而《泰晤士金融报》的前编辑杰弗里·欧文爵士就是英国制造业的公然倡导者。《从帝国到欧洲》的开头描写了一个单独的，显然是微不足道的事件（90年代中，有人从肯特郡的埃尔斯福德定购了一台制造新闻纸的机器），从而描绘出一幅英国制造业走出60年代和70年代的阴影，重新得以振兴的图景。欧文谨慎地指出，制造业并非英国的整个经济。假如真是这样的话，英国将远比现在更穷。然而战后的制造业状况从很多方面反映了战后英国的进步和它所获得的国际声誉。
50年代，正当德国在为其经济奇迹打基础的时候，英国制造业却是沾沾自喜，踌躇满志。到了60和70年代，这种自满情绪让位于经济的无政府状态。欧洲这个病人似乎已经病入膏肓。在80和90年代，制造业经历了某种复苏。生产力的增长得以加快，劳资关系的氛围趋于改善，而且尽管早先要保持英国产业大国地位的强烈欲望已经消退，但用欧文的话来说，“到了90年代，英国已经找到了其作为中等工业国的角色，并已很好地融入了世界市场。”
欧文讲述了战后英国十个制造行业部门的历史，它们分别是：纺织、造船、钢铁、造纸、工程、汽车、电子、航空航天、化学和制药。显然我们不可能把制造业作为一个单独的实体来讨论。从汽车行业众所周知的衰落（欧文称之为“可避免灾难”）到制药行业的辉煌成功（英国公司在该领域已居世界前列），各制造行业间业绩的差异是巨大的。
尽管欧文在书中仍有点含糊其词，但造成这种差异的主要理由就是汽车工业有着极其糟糕的劳资关系；而制药行业的职工中包括了称职的科学家，其总的教育水平较高，劳资关系也较融洽。欧文写道，“把1945至1979年间英国工业衰退的主要责任归咎于工会是极其错误的。”情况确实如此，但很少有人把这看作是唯一的解释。
造成麻烦的原因是两方面的。经营的失策（欧文对于该领域的缺点批评不够尖锐）跟权力过于强大的工会两者结合在一起，才造成了极具破坏性的劳资关系氛围。的确，它没有影响到所有的工业。但由于它对公共交通、能源和现代产业国家所必需的其他行业所产生的广泛影响，英国经济在罢工成风的时代受到了沉重的打击。
欧文善于驳倒对英国制造业斗争的其他流传甚广的误解。它并不是因为企业经理们都是毕业于私立学校的“绅士型资本家”———实际上那些人很少上过私立学校，那些上过私立学校的人在进工厂之前也受过了技术训练。它也不是因为金融界压缩了制造业的资金。假如你在寻找纠正低效率的良方，那么德国由银行业拥有大部分工业的体系将是一个更好的例子。英国的金融界和产业界可能互相仇恨对方。约翰·哈维－琼斯爵士曾经抱怨道：“在我担任帝国化学工业公司董事会主席期间，我们所使用的所有顾问，注意我说的是顾问，无论他们是审计员、商业银行，或是金融界律师，他们的薪水都要比我高。我倒想问一句，从现实的国家利益观点看，究竟是谁会对这该死国家的命运产生最大的影响？”
责怪金融界的做法，就像许多人已经做的那样，并不能经得起推敲。说真的，假如英国制造业被允许采纳那些所谓被金融界短视文化所扼杀的长期观点，很可能它会遇到更多的麻烦。由1962年设立国家经济发展部而启动的干涉主义政策，随着哈罗德·威尔逊执政期间建立的，追求“大就是美”的工业重组公司而得以进一步发展，后者是造就英国莱兰汽车制造公司的众多原因之一。这种如今已难以想象的干涉主义使得本来已经糟糕的形势急转直下。因此欧文在欢迎玛格丽特·撒切尔于1979年当选首相，以及她跟旧政策断然决裂这点上是正确的。
然而在其他方面，他对于撒切尔时代的评价却过于宽容。80年代初主要是由于英镑价值过高而无意中造成的经济衰退，清除了英国工业中的大部分滞销产品，但它也摧毁了许多好的东西。保守党也许改善了劳资关系的氛围，但却给英国经济带来了忽好忽坏的急转突变。制造业在此阶段并不需要干涉，但它非常需要在政府中有个朋友。
我还想对欧文的下列观点提出异议，即英国延迟进入欧洲经济共同体，并限制英国进入增长势头强劲的欧洲大陆市场，从而损害了制造业的利益。这并非提出亲欧盟或反欧盟的观点，而只是就事实而言。从1958年至1973年（即英国最终加入时），英国对欧共体的出口在国家总收入中的比重增加了一倍多，其进度超过了德国，并与其他欧共体国家持平。延迟也许意味着在加入时受到的震荡会更大些。但假如把它作为对于工业界早先所遇到麻烦的解释，这样的观点是不能成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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